“九部门发文完整未成年人综合预防保护体系”

截至2019年，已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12.14万人，起诉16.11万人。 其中，2019年逮捕4.76万人，起诉6.29万人，比上年分别上升40.76%和32.62%。

这些数据来自于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表的《未成年人检察实务白皮书( 2019 )》(以下简称《白皮书》)。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未成年人侵害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对此，《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暴力犯罪大幅上升

强制报告制度出台

《白皮书》指出，犯罪暴力化对未成年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年，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提起公诉人数前六名的罪名。 其数量分别为强奸罪7550人、盗窃罪6445人、故意伤害罪5010人、抢劫罪4918人、被害人案件罪4265人、交通事故罪4014人，6类犯罪占公诉总数的67.84%。

2019年，盗窃、交通事故犯罪人数明显减少，同期猥亵儿童、聚众斗殴犯罪人数大幅上升。 前6名分别为强奸、寻衅滋事罪、猥亵儿童、抢劫、聚众斗殴、故意伤害，6类犯罪占公诉提起总数的62.22%，均为暴力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表示，从近年来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案件数量不仅一直在高位运行并持续增加，而且经常出现误报、迟报甚至不上报的情况。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等地方检察机关深刻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率先探索实施未成年人侵害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了丰富的地方经验。

据贵州省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旭梦介绍，《意见》发表的背景主要有三个。 一是现实的需要。 在我国许多偏远山区，父母出去打工，留下未成年的孩子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犯现象频繁发生。 二是时机成熟。 《意见》的发表和实施是自下而上的过程，此前强制报告制度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国家重视。 保护未成年人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之一。 这是因为使用强制报告制度保护未成年人不仅保护人权，也是依法治国、保护人民利益的大框架下的分支。

建立责任追究的激励机制

丰富的操作性

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侵害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是一种创举，也是检察机关较为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成功案例。 谢鹏程说。

《意见》确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共权力的各类组织和法律规定的公务员，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领域的各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报告未成年人侵害事件的义务，并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领域的范围作出规定。

另外，规定了性侵、虐待、欺凌、遗弃、拐卖等9种应当报告的情况，还规定了发现可疑情况时也要报告，这是根据实践中未成年侵权案件的高发类型和常见特点总结的。

《意见》还建立了追究督促落实制度责任的机制和必要的激励机制。 谢鹏程表示，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指导主管领域、行业内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 检察院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 特别是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公务员长时间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执行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承担说明责任，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解决。

《意见》规定，为了消除报告义务主体担心受到报复等思想顾虑，报告人对报告引起的纠纷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及时通报不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相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消息保密。

在吴旭梦看来，《意见》的亮点首要体现了其中提到的四个确定。

一是确定了报告义务的主体。 迄今为止，一些部门和机构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可能缺乏报告意识，但此次意见确定了企业事业等机构、教育、医疗、儿童福利机构和救助机构、旅馆酒店、村居委员会等部门单位有强制性报告义务。 因此，要提高各级部门和机关的意识，发现儿童受到侵害时及时报告，如果不履行报告义务，这些机关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这种报告主体的决定也可以使相关部门和机构有责任感。

二是确定了应报告的情况。 《意见》确定了9个未成年人遭受非法侵害的情况，包括应当报告的可疑情况，可以通过现实操作一一应对。

第三，为了便于查明和验证事件资料，要确定在报告过程中需要观察的事项。

四是确定了追究责任的机制。 有案件报告但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司法机关不立案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次发表的意见只有23件，没有一件多余的，都紧紧围绕着各自如何处理问题，接地性强，操作性强。 吴旭梦说。

源头的预防和及时发现

有效惩治违法犯罪

《意见》的出现会产生那些影响，有什么意义？

这将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义务履行，形成较为有效的保护。 谢鹏程认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形成具有源头预防、及时发现、有效应急、依法惩治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

谢鹏程说，意义最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要顺应社会各界的关注，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的强制干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社会综合防控体系。

其二，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延伸到社会治理，协助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及时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的线索，完全固定证据，比较有效地惩治违法犯罪，使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比较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司法救助，全面提高未成年人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其三，整合各部门的资源和力量，形成部门联动、有联系的未成年人保护良好的局面。 随着强制报告制度的普遍推行，有望提高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聚集社会共识，在全社会更加丰富未成年人保护的氛围。

在论述《意见》的影响时，吴旭梦认为未成年人的心智还不成熟。 这是因为在过去的性侵犯事件中不能发声，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 强制报告制度建立后，即使受害者本人不知道报告，其所在公司也需要了解情况后再报告。 实行强制报告制度对受害者来说，可以及时发现和干预，可以比较有效地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吴旭梦表示，强制报告制度可以更及时、更有效地打击不法行为。 家长、学校、酒店、医院等需要在知道受害者被害后再报告，可以比较有效地打击犯罪行为人。

《意见》形成联合联动机制，有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司法部门和监护人都需要提高全社会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识，意见的提出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 吴旭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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