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 法律怎么应对熊孩子”

对于作恶的熊孩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如何用法律应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

多次报道的未成年人恶性事件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的高度关注。

10月26日上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小组审议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修正案时，委员们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十分重要，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同样重要，应通过法律修订进一步促进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近年来，14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令人震惊和痛心。 但是，根据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由于这没有受到刑事处罚，部分被搁置，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担忧。

违法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等，因未达到法定年龄而不受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该去哪里？ 法律该如何应对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如何更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的滔天罪行？ 有与会者认为，应加大其他处罚和矫正力度，进一步确定收容教育制度，追究父母等监护人的责任。

建议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进行刑事处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青少年发育越来越快，14岁以下的青少年大多身体强壮，而且获取新闻的方法方便，青少年接触有毒有害新闻更多，这是以前流传下来的不可接受的观念 周敏委员建议在修改法律时统一考虑一些问题。 例如，对于屡教不改、实施极端残忍行为的未成年人，有必要将其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看待并加以保护吗？ 例如，怎样才能使收容教养更加有效？ 建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作出相应规定，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必须具有一定的处罚功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杀人事件每年公开几起，影响非常恶劣。 发出了未成年人杀人放火都没问题的错误信号。 这个方向非常可怕。 如果没有刑事责任和刑法的处置，就不足以威慑。 郑功成委员认为，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不仅需要预防，还需要惩罚。 建议对未成年人的严重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

全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琳认为，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收容、教育等措施加以矫正，加大处罚力度。 如果不惩罚这样的未成年人，会给社会公平正义和正常秩序带来很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不能让受害者获得法律补救和补偿，有时也会引起受害者家属杀人伤害加害者的极端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让一点点的未成年人也无所畏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利于犯罪预防、犯罪后的教育和改造。

建议进一步确定收容教育制度

刑法第17条规定，不满16岁不接受刑事处罚的，如果需要被他的监护人或监护人下令管教，政府也可以收容教养。 小组审议建议，多位委员完全涉及收容教育制度。

刘修文委员指出，刑法建立了收容教养制度，但没有确定性质、期限、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策程序、执行机关等具体文案，不利于收容教养工作的有序开展和对未满十六岁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管理教育，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 考虑到收容教养是政府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但归根到底不是刑罚措施，刘修文在修订草案中进一步确定收容教养制度，确定规范的具体适用标准、决策程序、执行场所、执行方法等，严格加强监管，提高该制度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更加有效

一些有联系的文案也应该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中。 于志刚委员说，比如刑法需要什么时候？ 是涉及罪种，监护人和监护人不敢，不想，还是不能？ 政府收容教养的年龄下限是多少？ 这些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此外，修订草案第五章规定了包括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期、社区矫正期、刑罚执行完毕、社区矫正完毕的待遇在内的一系列规定，但并未涉及不负责任的刑事责任和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也未涉及不执行治安拘留的未成年人，

顺便说一下，未成年人犯罪防止法第38条规定了收容教育制度。 但是，修订案被删除了。 形式上，如果删除收容教育复印件，作为修订草案阶段性干预制度的一部分，没有对构成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进行干预的机制。 李翊锋委员建议保存收容教养制度，进一步完善适用条件、主体、手续方面，进一步完善有罪不罚个别参与制度的链条是有效的。

适当加强家庭责任确定监护人的责任

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境，也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坚实屏障。 在小组审议中，一些委员认为保护与惩戒、平衡家庭与社会责任至关重要，建议适当加强家庭责任，特别是对监护人进行相应的法律责任约束。

家庭是第一责任人，需要好好落实。 郑功成认为，目前对家庭子女的教育，无论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都有问题。 例如，家庭和社会责任失衡、家庭保护不足、管教不足等。 因为这个家庭的责任应该在法律中进一步体现。

吴月委员建议增加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不当的社会干预措施，在家长失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确定规定，切实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预防从空坑的口号变为可操作的法律条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犯罪意味着家庭教育的失败。 父母失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比其他方面的伤害更为严重。 对家庭教育来说，真正实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早期预防，使未成年人能够健康成长，是尊重和维护他们的权利。 草案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中家属监护失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监护不良和缺失而受到惩戒的监护人更是寥寥无几。

有些父母和孩子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处罚很轻，或者钻不入刑空的空子，肆意妄为。 吕薇委员认为，必须加强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罚，加大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实践表明，未成年人犯罪与监护人职务不当、管教不严有直接关系。 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后仍然包庇和纵容他，有些父母对受害者漠不关心。 谭琳建议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给予相应的教育和惩罚，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

致力于防止未成年人再犯

在小组审议中，许多委员从多角度谈了如何预防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目前不同程度上存在道德教育乏力、人格心理教育缺失、家庭与学校教育不适应等问题，导致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影响家庭与社会的稳定。 邓凯委员强调，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应更自觉地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的责任，着力于制度保障、方法探索、投入支持，形成全社会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合力。

与其建监狱，不如建学校。 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不同的最大优点是改善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成年人。 未成年人是白纸，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崩溃，是所有未成年人犯罪前的三大支撑体系，崩溃。 一个是家庭，要么溺爱放任不管，要么谁也没管。 一是学校教师放弃对孩子的教育。 此外，通过进入社会和进入伙伴，第一次不良行为逐渐发展成严重的不良和犯罪。 汪鸿雁委员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必须认识其本质。 除了介入行为外，最重要的是重构未成年人支持体系，不像现在这样参照成年人的刑罚体系，应该扩展刑法设立未成年人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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